“城镇化应提倡人的权利“属地化”政府主导模式遭诟病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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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记者杜兹乐出生于成都

国家新的城市化计划终于落地，“人”的城市化被提到了突出的地位。

“人”的城市化是什么？ 现在，国内社会各界众说纷纭。 3月29日下午，国家发改委社会快速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在“绿地西南10周年发布会暨西南地区城市化快速发展与展望论坛”上接受《每日经济信息》记者独家采访时表示，“人的城市化是人的权利城市化，人的权利“属地化”， 这四项权利是不可分离的”。

另外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术研究院发布的西南城市化调查报告显示，截至年底，重庆、贵州、云南、广西的城市化率分别为56.9%、36.4%、39.3%、43.5%。 除重庆外，其他3个省(区)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。

鉴于西南地区城市化水平还不高，在未来中西部地区城市化为重点的形势下，选择正确的模式显得尤为重要。 专家建议，应该警惕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模式。

一位与会专家和公司高层表示，在当前市场发挥决策性作用的形势下，市场必须提到与政府平等的地位，作为市场真正主体的公司和政府要充分互动，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提高城市规划水平，产城融合精细化和公共资源均等化等配套诉求也要及时落实。

重视人的权利“属地化”/

在今年的全国“两会”上，李克强总理在政府的实务报告中提出，要促进约1亿人的农业转移定居城市，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，吸引约1亿人进入中西部地区的邻近城市化。

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，中西部地区成为焦点之一，特别是西南地区。 中国社科院城市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、财经战术研究院院长助理倪鹏飞表示，西南地区城市化快速发展水平比较低，刚刚进入加速期。 因此，选择正确的城市化模式不仅对全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，而且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快速发展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重要意义。

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，西南地区过去外出务工的居民有一部分已经有钱，随着当地城市化、工业化的快速发展，这一部分人正在回流，真的需要购买力。 西南几个一二线城市将成为快速发展的重点，但必须防范局部风险。

西南地区新型城市化该如何破局？ 杨宜勇说:“最近的新型城市化计划强调，这不是土地城市化，而是人的城市化。 人的城市化是人的权利的城市化，应该是人的权利的“属地化”，包括人的经济、政治等四项权利。 这四项权利是不可分离的”。

杨宜勇表示，目前许多农民工进城，其经济权利在城市，但选举权、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和其他基本权利都在农村，如果这些权利不能在生活的城市“属地化”，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。 关于新型城市化提到的居住证制度，在杨宜勇看来，这应该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，对任何农业转移人口来说，他们都仍然是一半的城市人。

杨宜勇做了如下陈述。 “现在很多地方都在逼迫农民进城，建设农民的城市。 失地农民在农民的城市。 那是城市和两张皮。 这个问题该怎么办？ 答案是尊重人选择的权利。 ”

事实上，2007年，成渝两地被国家发改委批准设立全国城乡配套改革试验区。 相关文件表明，这两个成渝试验区的初衷是解决城乡的根本矛盾，走适合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道路。 目前，成渝两地在新型城市化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，包括户籍改革等。

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模式受到了阻碍/

前几天，一家媒体总结了分布在东、中、西部的10个“鬼城”，加上近期杭州、秦皇岛等楼市降价的浪潮，人们心存恐惧。

对此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土地管理学科教授黄燕芬在接受《每日经济信息》记者采访时指出，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相关产业未能及时赶上，单兵突进。

黄燕芬说，在任何所谓的“鬼城”中，房地产业发展太快，但隐藏在其背后的是地方政府强大的推动力，尤其是不遗余力卖地。 其实，这也是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模式。

对此，倭鹏飞表示，部分地方政府处于中心位置，拟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城市化，政府掌握向家庭征收的土地，出售给市场，获得土地资金提供公共服务。 有通过以经济阻滞的形式参与市场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要求。

“这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。 征地时，可以压低价格，为了促进经济快速发展，可以提高商用用地价格，压低工业用地价格。 建设基础设施时，它可能不愿意提供越来越多的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。 ”倭鹏飞进一步解释说，这导致了人口城市化、土地城市化、人地、产业与人口城市化、空之间的结构、城市体系等多方面的失衡。

与政府主导的新型城市化模式不同，偃鹏飞表示:“包括市场运行机制、政府与市场结合运行机制(筹资机制、土地占有互补机制、生态补偿机制、价格分担机制、红利共享机制)在内的三种机制是首要的。” 结构是指政府的邀请、市场主导、市场的决策、公司的运营、社会的参与。 ”

产城融合必须走“精细化”的道路/

“城市化不等同于不动产化，但城市化也不能离开不动产。 经济转型必须开发工业用地，旅游产业迅速发展，开发旅游地。 ”绿地集团执行副总裁、西南事业部理事长、总经理孙志文说:“房地产与城市化，特别是新型城市化，不仅是互补的，也是有机融合、共同推进、不可缺少的两个核心。”

目前，随着各地城市化问题频繁暴露，产城融合似乎成为目前处理“城市病”、快速发展新型城市化的好方法。

嘉康表示，对于产城融合，需要在国土规划、辖区规划方面进行全面考虑。 在辖区内有产业、有居民、城市快速发展的情况下，有必要在通盘条件下探讨产城问题。

现在，各地面临的大问题是城市规划“朝令暮改”。 上届政府实施的计划还没有完全落地，下届政府往往卷土重来，产业重复上马，资源浪费。

嘉康指出，除了政府在产城融合中承担责任外，公司特别是一线公司还应积极与政府交流，提出建设性意见，使规划框架具有一定的水平和可持续性。

“以前政府说过，我给你什么？ 现在市场这个要素被强调了。 政府的意识必须转变。 ”孙志文说。

杨宜勇表示，产城融合必须精细化。 产城融合也需要政府和公司的融合，并不是简单的政府搭台，公司唱戏。 “比如新加坡最大的国有企业淡马锡集团在成都建立了创新城，在天津有生态城市，在吉林建立了食品城。 ’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。

来源：经济之窗